晋商大院：困惑的荣耀

本报记者 张华钰　　晋商大院无疑是祖先留给山西人的宝贵文化遗产，然而，要想让这份遗产在山西新一代商人中继续发扬光大，让新晋商的称号为社会层面广泛接受，山西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些晋商的祖先们，相继建起这样的豪宅大院，无论当时是怎样的目的，恐怕都不会想到，这些大院会在今日成为人们游览的胜地，大院本身成为赚钱的工具。　　■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天的整个山西，想要选出一批新晋商的代表恐怕并不容易，即使勉强选出来只怕也难以服众，很难被看做是晋商衣钵的继承者。人们的疑问随口而来：假若山西没有煤炭资源，山西本地有谁能登上财富榜？　　来山西旅游，晋商大院是许多游客的首选。在山西旅游部门推出的6条精品旅游线路中，尽管五台山、云冈石窟一线的佛教游，洪洞大槐树、尧庙一线的寻根祭祖游，太行山大峡谷一线的风情旅游，壶口瀑布、运城死海一线的黄河游，武乡八路军纪念馆一线的红色旅游线路各具特色，但风头最劲的还是以乔家大院为代表的晋商大院。　　这得益于影视作品的渲染，山西省、尤其晋中市政府部门的多年努力正在不断取得回报。来自旅游部门的资料显示，这些晋商大院每年接待海内外游客数千万人次，仅门票收入一项就相当可观。　　昨日的辉煌今日的财源　　在晋商大院中，目前运作最好、最为游客关注的当是祁县的乔家大院。这与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和胡玫的电视剧《乔家大院》关系莫大。　　其实，通过影视作品宣传带动旅游市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营销招数，但通过影视作品直接取得骄人收益的却非乔家大院莫属。早年，《白银谷》、《晋昌源票号》等影视作品早将太谷曹家、平遥票号之类的晋商传奇搬上了荧幕，但却均没有像《大红灯笼高高挂》、《乔家大院》这样引起轰动。尤其是《乔家大院》，直接为乔家大院景区带来了游客人满为患的直观收益。播出《乔家大院》的当年，在旅游市场最为淡季的时刻，乔家大院却迎来了比往年旺季更多的游客。　　这也就难怪其他的晋商大院眼红了。《乔家大院》拍摄的过程中，曾经多次在附近的晋商大院取景，如今看着自家的场景在荧幕上被当做乔家大院的场景，游客都被乔家大院吸引过去，难免不嫉妒。比如，太谷的曹家三多堂。　　太谷的曹家三多堂，如今保留下来的院落并不算多。三多堂或许是目前晋商大院中面积最小的，但在三多堂前却有难得的一块空地。这片空地的周边，还是自然的村民住宅，因而几乎所有的影视作品中在展现院门外景时，都是在三多堂前拍摄的。别的大院早已最大限度地将大院门前开发了起来，院门前尽是水泥地面，餐馆、纪念品店一家挨着一家——这哪里是晋商大院的派头？因而无论是乔家大院还是王家大院，如果在他们的院门前取景，那是一定会穿帮的。　　比太谷的曹家三多堂更为不满，也是委屈之下叫得最响的是榆次的常家大院。常家大院是晋商大院中最具庭院风味的，除去别的大院常有的院落老宅，常家大院景区还有一条很长的明清商业街和一处面积规模颇为壮观的花园。偌大的花园内，不仅亭台楼阁一应俱全，而且还引来一条水溪。山西缺水，比不了南方，即使是如晋商大贾这样的富豪，想在老宅庭院内引些活水，也殊为不易。可以说，在山西目前留存的大院中，有活水流淌的大院仅此一处。这样的精致当然也被影视剧摄制组看中，取景在所难免。　　不过，三多堂、常家大院的不满很快被晋中市政府压制了下去。一来大院间打开嘴仗，对谁也不是好事；二来按照晋中市政府有关部门的说法，当时谁也没有料到一部《乔家大院》会那么火，最初拍摄时，大家都觉得这是集体的好事，起码口头上是全力支持的，所以没有一家事先提出过任何要求。　　如今，榆次常家大院、灵石王家大院、祁县乔家大院等大院，越来越重视影视剧的拍摄了。早期在晋商大院免费拍摄的日子已经成为了过去式，收取场地费也已经是另一条颇为可观的收益途径了。而对很多游客来说，这也算是一项在晋商大院旅游的内容，每个大院都张贴着的各个影视剧剧组的海报和演员们的大幅照片，游人往往在这些照片面前会停下脚步，细细地品味评点一番。　　晋商的致富传奇　　那些晋商的祖先们，相继建起这样的豪宅大院，无论当时是有怎样的目的，恐怕都不会想到，这些大院会在今日成为人们游览的胜地，大院本身成为赚钱的工具。当然，在晋商祖先们生活的年代，旅游还远不是一个产业。　　而就旅游产业而言，在那些发达地区，旅游产业的规模也极为可观，并不比晋商祖先们所从事的买卖赚的钱少。但可惜的是，今天山西的旅游产业绝对算不上发达，门票收入还占据着旅游收入的大项。对此，无论大院现在的管理者，还是政府旅游部门都在积极地探索，希望借大院旅游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壮大整个旅游产业，是整个行业的共识。其中，晋中市的愿景尤为迫切。　　现在，晋中市已经讲晋商大院当做了城市名片。毕竟，现存的晋商大院几乎都集中在晋中市的辖区。对此，山西的临汾也不太服气，在临汾人看来，临汾一带才是晋商的发源地，平阳商帮才是整个晋商的杰出代表。　　平阳是临汾的古称。其中，平阳亢氏“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巨”。明清时代，平阳府的亢氏，人称“亢百万”，富可敌国。据《清稗类钞》记载，“山西富室，多以经商起家。平阳亢氏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巨”。亢氏最初应该是靠贩盐起家的。盐铁一向是政府实行专卖的管制商品，基本不容民间染指，但平阳亢氏却可以凭借由政府特许的盐商盐引到指定地点运销。正是靠着这种贩运特权，亢氏获取了丰厚的利润而成为巨富。亢氏在盐商聚集的扬州修建的亢园，显赫一时。当然，晋商之所以引领明清商业数百年，也不是完全靠这种官商垄断下的暴利，亢氏还是大粮商，当时北京资本最大、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亢家在正阳门外开设的粮店。此外，晋商在资本金融的运作上也领先一步，亢家的典当铺也绝对是当时资本雄厚的翘楚。传说，亢家为了挤垮另一家当铺，曾经连续3个月拿出90尊金罗汉到这家当铺去典当，每尊典银1000两。这家当铺人慌了，问典当人，何以有这么多金罗汉，来人说：“我家主人有金罗汉500尊，现在还有410尊等着典当呢！”这家当铺只好让亢家将90尊金罗汉赎回，自己关闭当铺远走他乡去了。　　这个传说有点面熟。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就有类似的桥段，不过将金罗汉换成了银冬瓜、金元宝。但仅就财富的数量而言，似乎晋中的晋商比不过临汾的晋商。　　但为晋中所骄傲的是，晋中产生的晋商，大多是白手起家的典范。比如祁县的乔家，其祖乔贵发早年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从走西口，做当铺伙计，再到开草料铺，卖豆腐才最终发家致富，“先有广盛公，后有包头城”说的就是乔贵发。太古的曹家，祖先曹三喜因生计所迫，随人到东北经商。先是租地种菜、种豆，后与人合伙磨豆腐，用豆腐渣养猪。之后再添酿酒业、杂货业、典当业，在沈阳、四平、锦州等地设立商号，逐步成为了省外大商。　　谁有资格代表新晋商　　不管有意无意，晋商及其财富象征的大院，在晋人后代的眼中，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嘴边的崇拜和炫耀上，就显得过于浮浅了，晋人的后裔当然更愿意重现祖辈的辉煌，成为新一代的晋商。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天的整个山西，想要选出一批新晋商的代表恐怕并不容易，即使勉强选出来只怕也难以服众，很难被看做是晋商衣钵的继承者。　　一方面，像百度的李彦宏、海航的陈锋、富士康的郭台铭等商界巨子虽然也是山西人，但其核心的产业并不在山西本地；另一方面，像海鑫的掌门人等本地富豪虽然是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山西本地人，但其致富的里程上与山西固有的能源优势密切相关，这一点，被很多人看做是沾了地利的光。人们的疑问随口而来：假若山西没有煤炭资源，山西本地的还有谁能登上财富榜？　　这是一个令山西人有些尴尬的话题。至少，相当一部分山西人自己也不认同，现在的山西本地商人中，谁能担得起新晋商的称号。偏偏这个时候，山西富豪楼市、车市一掷千金的豪举不断被
曝光，让很多人直言，山西的很多富豪根本算不上是企业家，与晋商更是挂不上钩。山西财经大学的崔满红教授只肯称之为：企业主。　　拿现代商业的成功样板来套山西当代的晋商，山西少有植根于本地市场，在完全的竞争环境中成长的企业。上世纪还曾经占据相当市场份额的一些轻工产品，如今早已难觅踪迹。海棠洗衣机、奇强皂粉、春笋彩电等一大批几乎跨入名牌行列的山西企业生产的商品，莫名其妙地不断消失，停产、滞销，乃至最终破产。当然，煤炭产业的暴利，也让山西的商人根本不可能静下心来搞别的产业。　　这些难以言说的隐痛，使山西不得不继续强调，现阶段根本不可能轻易放弃能源重化工的经济定位。即使一再做出产业结构调整的规划，提出绿色产业的发展思路，但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煤炭产业依然不可轻易改变。2008年的金融危机，能源出口的停滞，加之层出不穷的安全事故引发的资源整合，很现实地将山西的GDP指标拉了下来，以至全国各省的经济指标从金融危机走出来顺利实现“保八增长”的时候，山西还是负数。　　晋商大院无疑是祖先留给山西人的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要想让这份遗产在山西新一代商人中继续发扬光大，让新晋商的称号为社会层面广泛接受，山西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