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本文是王石在“致敬1984”系列活动深圳站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审阅。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我讲个故事，你们想听私人故事还是公司故事？（全场笑）当然公司故事是由个人构成的，在这里还是结合我们今天整个讨论主题，讲讲深圳开始的故事。
我第一次到深圳是1979年，当时在深圳有名的一个搞工程的公司，当时国内出口到香港的物资要在深圳停一下，要过关。停的过程中，活的家禽、活的牛羊要搞检疫，我们搞工程搞检疫消毒的设备。到这里来有非常大的反差：一是检疫这些动物，很多到这儿就死了，死了就扔下来，臭气烘烘，又有苍蝇，条件非常恶劣；同时你晚上又可以收看到香港的电视，看到香港的灯红酒绿，和我们完全不同的生活。
你说你向不向往呢？你说不向往，那说的不是真话，但是你说向往还不容易，因为隔着一个深圳河，你表示向往，就是看它的电视都属于违法的。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在工棚上装了电视，当然你可以收看到广东电视台的电视，但是大家都想看香港的电视，还有一个专门管调电视机的频道的，上面头头来了，赶快就转到广东电视台，看的是非常乏味，最后走了又调回来。当时就是这个状态，现在你们这些80后、90后是不大理解那个时代的状态的，就是那种意识形态的管制，还有物质生活的贫乏。我们工棚上可以这样说，每天早上起来，会发现怎么少了一个人？这个人过去了。这是当时的情况。
在深圳结识了当地一座渔村的村长，当时叫大队长。当时还不是双休日，星期六晚上到他家里，在他家里可以看香港电视，不用忌讳了，在那儿看电视一直看到早上香港电视台雪花，停台，第二天白天继续看，直到晚上。尽管如此，我们从来没想到偷渡过去。我记得是1980年、1981年，回广州已经两年了，有一天在深圳认识的房东跑去看我，这之前他也来看我，带着鱼、虾等海鲜产品，这回带了一箱加州橙，更让我感到惊讶的，就是这个大队长的太太烫了一个香港的卷发，一下让我愣了。他说现在深圳建特区了。这个渔民家的变化对我刺激太大了，你说香港人怎么怎么样，反正我没感觉，但是在这个渔村劳动的，他们给我送的礼物不是虾，是加州橙，继而我对深圳产生回去的渴望。1983年毅然辞职到深圳。
到深圳之前，我曾经当过兵，上过大学，最后又当过技术员，在政府里面当过公务员，再就是在铁路上当技术员、工程师，这是我到深圳之前的经历，那时候32岁。虽然做了那么多事情，总觉得自己想发挥自己的长处，自己有一番抱负，有一番作为，总是感觉这个社会很压抑，当然别人感觉不到，别人会感到我是幸运。比如说人家下乡去了，我当兵去了，文化大革命当中去当兵是很荣幸的，而去下乡那是很不情愿的，当兵回来又上学去了，回来又到了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州工作，我是很幸运的，但是我自己始终很压抑。这样就感觉到深圳可能给我的人生梦带来一个可能的机会，就这样到了深圳。但你说是不是为了钱呢？当然，我向往物质丰富的生活，我向往香港的那种带着各种电器回来探亲，甚至用卫生纸擦汗，这是很正常的，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是另外一种生活，这是电影里面才看到的。我当时想过那样的生活，但是就我的追求来讲，更主要的还是要能够在社会上做出贡献，大丈夫志在四方，发挥自己的长处去做，我的印象比较清楚的，是《鲁宾逊漂流记》、《远山的呼唤》这些东西，是野性的东西。就这样到了深圳。
应该说当时没有什么特别追求，在深圳创业，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就开始创办企业。实际上事后回想，你只要敢去，深圳那个地方你只要敢去，赚钱容易，赚很多钱也不是很难，你只要敢去。但是不是你敢去就一直赚钱呢？不一定，所以敢去，赚到钱容易。我们当时在国内来讲，改革全部都是国营企业，一种是国营，一种是集体。我们到那里创业，我成立的公司也是国家的，成立公司第一年，我记得很清楚，赚了300万，第二年之后，改制承包，比如给你基数200万，200万上交，100万就是你的，如果你再赚的多，有个比例，反正你赚的越多分的越多。当时我们公司搞承包是求之不得，就是争取承包，我不以为然，我就是证明我的能力，我能赚钱，你们看到我的价值我很高兴。
1984年创办企业，到1986年遇到危机，当时主要是进口，进口你得有外汇，你出口外汇怎么来呢？是外部调剂，我调剂了多少呢？调剂了2000万资金，在当时深圳调剂了2000万资金，进口、外汇，进口卖人民币赚钱，花到我账上还剩800万美金的时候，总公司老总就说，要把我调走，因为他要投资银行，如果我同意就把我升成特发公司副总，我当时和特发什么关系呢？特发贸易公司，下面有新一代公司，新一代公司还有股份公司，我和它是四级关系，也就是说你只要同意调走，就跳到总公司。我说我要是不同意呢？老总就说了，你不同意也把你调走。反正我就回答不同意，结果呢？一个礼拜之后就发了个通知书，说你到深圳市党校处级干部培训班学习。那次等于是已经任命了新的经理，就让我来培训，把他调进去。最终没把我调走，但是对我刺激特别大，我说自己并不是为了钱，也不怕他查，我也不担心，什么都清清楚楚。就是你的抱负，你想做一番事业，不成，非常困难。
在这个时候，1986年下了个红头文件说股份化改革，红头文件很清楚，我这儿属于集团公司的分公司，上面还有三层，根本轮不到我。但是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红头文件下来之后，集团公司没有一家想动的，当时还有体改办，也就是说红头文件还得执行，没有一个集团公司执行，这时候我就找到了体改办，我说我想改。改革之后，摆脱这种不符合经济规律的行为方式，现在就要解决第一个问题，产权问题。产权是谁的？你怎么说调就调呢？你根本不顾我的死活，钱你说调走就调走，我签了合同要进场的，合同怎么执行，下一步怎么办？他们如获至宝，可有一家企业愿意改造了。我和我的母公司说了，这时候他们想，你想股份化改造，你现在没有股份化改造，100%归我的，你要股份化改造了，就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了，我不同意。好了，他不同意，市政府体改办也没有办法，得总公司给意见，同意改才能让你改，万般无奈之下，我就硬着头皮找到了当时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到了他办公室。
我记得很清楚，他穿着一个毛背心在练字，说，你来了。实际上那时候我脾气很大，尽管如此，我哪敢发脾气，耐心地陈述一遍，意思就是希望市委书记特批一下，因为红头文件是市委的决定，他们不响应我响应，但是集团公司阻碍。后来书记说，年轻人，你太操之过急了，我怎么好直接插手你的事呢？我管理的各部委管着下面各公司，我直接插手你，下面各部委怎么运作？我一听，完了，市委书记半天不表态。没办法，那就走吧。他说你等一下，以后你有什么为难之处就找我秘书，给了电话，但是你们之间的联络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比如说找个茶馆或者小餐馆，我一听，书记兼市长心底是非常好的，这样下面各部委就知道，我支持你，他没说这些话，有什么事就秘密联络，不要让别人知道。改革、万科股份化就是这么来的。
然后是谈判，改革这个钱怎么算呢？做一个台账给国家，当时会计事务所核算净资产是1300万，1300万算谁的呢？如果算我的，就不存在股改了，如果算它（母公司）的呢？那我和它谈判，我的意见是一人一半，亲兄弟明算账，它说怎么可能？和国家谈五五？六-四。我说我六你四，我是装糊涂，我知道它的意思拿六，我拿四，我心里狂喜，为什么狂喜呢？我那五五只是随便一说，他就是九一我也没办法，因为我首先要界定它到底是谁的，哪怕我只有10%，可以扩股，你国有股要保持住（份额），你必须要跟，你不跟你就得稀释，后来这样稀释，一直稀释到12%，就是这样的过程。
显然，谈到万科的历史，1984年成立，1988年股改，对万科意义非常重大，就是产权上确定了这个公司的所有人，公司才能走到今天。今天很多人问我，你这个公司的性质是什么？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对不同的人，我会有不同的回答。你对政府官员可以说国有控股，最大的股东是国有的；我说是公众公司也没错，万科的股东当中，80%是小股东，第二大股东占2%；按现在最时髦的说法，这个公司是什么性质？我说是混合所有制。你看我说的三个回答都没有错，你这个有机会主义，怎么不同的人问是不同的回答？你可以说是机会主义，也可以说是智慧，为什么？中国这个特殊的国情下，你怎么在这个环境中往前推进？为了你个人的抱负，为了你企业的发展，为了这个社会的进步，我是有野心的，我的野心是什么呢？我的野心是把万科办成像二战之后日本产生的一些企业，不仅仅提供产品、服务，使他们有很好的品牌、收入，还带来社会的进步，对生活方式起着积极正面的引导作用，比如说索尼、丰田、松下，索尼的随身听整个改变了人们娱乐消费的方式，我希望万科能成为这样的公司，这是我的野心。
今天来说产权，说改革当中的不容易，说改革是自上而下，这个故事可以延伸出很多有意思的方面。在万科成立30年之际，希望借这个机会，不仅仅是个人的反思和企业的反思，更多的是社会的反思。反思的目的是继往开来，我们面对未来继续走下去，所以下面我们有请周其仁教授把我这个故事作为引子，展开下午的话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