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出版业仍在涉水过河

将于明日闭幕的世界电子书博览会上，业内人士对数字出版
版权保护缺失展开了激烈探讨。众所周知，版权是数字出版盈利的保障，版权缺失，数字出版盈利模式如何建立？数字出版业的困惑、现状、未来在本次俱乐部中一一为您呈现。　　困惑篇　　商业模式　　存两大致命伤害　　陈绍强向记者举了个有趣的例子：在山东东营一家酒店的卫生间里，曾经有人发现了汉王科技的宣传广告。一个角落里的发现，让大多数人都惊讶于汉王的宣传推广力度。　　目前，汉王电子阅读器的商业模式，完全依靠于产品的销售。而这一现象取决于两大致命伤害：不完善的无线网络，使得汉王电纸书目前并不能无线上网下载，或由运营商定时推送内容，只能和电脑相连进行下载；二是中国电子书版权的保护不力，造成出版社相对保守，这导致汉王书城的丰富性和时效性在短时间内都难以让人满意。　　说到汉王的发展困惑，陈绍强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版权。汉王在初入数字出版业时就制定了相关版区支付制度，可是这个制度却没有让汉王摆脱版权的困扰。用陈绍强的话来说就是：“钱我们花了，效果我们一点没见到。” 陈绍强无奈地说道：“汉王在购买大量图书版权时或将版权费用支付给了出版社，或将费用支付给了著作人。但是每次支付版权费后，总会有相关出版社或著作人找到我们问‘为什么使用了我的图书而不支付版权费？’”版权费究竟要支付给谁？这估计是让陈绍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真实的写照。　　是否所有产品都要数字化？　　“做数字出版让出版社会很失落，因为整个出版操作过程不是我们在整合出版资源，而是技术提供商和运营商在整合出版社内容资源。”何皓瑜说道，“每一个产业面临数字化都会有不同形式的内容和产品。外研社也在不断摸索，从网络教材到手机词典，取得不小的成绩。出版人不排斥数字出版，但是他们所困惑的是，是否所有产品都要数字化？有些图书，原本不适合做数字出版的，却被做成了电子书在网络上有偿提供下载，这类图书读者不但不会选择去读，相反2元的下载价格也显得出版社很掉价。”在何皓瑜看来，不同的内容，需要不同的介质而非数字化才是最有盈利模式的。　　对此，张泽感同身受。“盲目的数字化只会导向大量的产品放在那里没有用，很多格式不适合数字化却偏要数字化，造成大量资源浪费。”　　现状篇　　法律滞后　　制约产业发展　　在张洪波看来，阻碍数字出版发展有两个问题，一是版权问题，二是标准问题。“数字出版业自面世十几年以来，其传播方式和盈利模式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同，那么数字出版相对互联网出版来说，互联网出版更是混乱的。从政府来说，数字出版和互联网出版概念政府都没有弄清楚，而相关的法律虽说暂时适用于数字出版业，但也是漏洞百出。”　　张洪波表示，目前有关数字出版的相关法律还是2005年3月1日实施的《信息传播保护条例》。四年多的时间里，该条例在实际的市场环境中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业发展。其中就包括了不规范的数字版权授权。　　7月15日，赵赵一篇《书生网与我的仲裁始末》在业内引起很大的反响。事件的原因很简单，四年前，赵赵被出版商忽悠地授权了自己三本图书的版权，由于对合同和出版商的信任，赵赵步入了出版商的“陷阱”。整整四年，赵赵一分版权费用没有收到，而对书生网的诉讼最终也以失败告终。这件事在张洪波眼中就是典型的不规范数字版权。“现在很多出版商都会去找出版社要版权，但是现今的法律却没有给予明确的数字出版版权究竟归属谁。”　　20年时间　　数字版权费难达10亿元　　成立于去年12月的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首要职责就是通过集体管理组织有效地解决版权收费的问题，而张洪波谈到收取版权费用的金额时悲观地表示，自己在今后20年的工作时间内基本不太可能见到收取10亿元版权费用的情况。　　“法律环境、法律制度、行业标准缺失，是我对征收版权费很难达到10亿元的担忧。我国数字出版标准将是产业的一个永远问题，尽管产业的领头羊方正一直想把企业标准作为产业标准，但是由于现行行业和市场标准不统一，所以显得很难实现。此外，很多出版社和著作者都在通过专业的律师去和出版商打官司，其根本原因是数字版权授权渠道不通畅所造成的，因此我们需要尽快建立一个畅通数字版权授权渠道，并逐渐把法律诉讼当做辅助手段。另据悉，明年国家相关部门或将联合产业内的企业联手打造一个数字出版产业平台，我们有理由及期望于这个平台对数字出版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推动作用。”　　获益3万元出版社难拾数字出版信心　　随着阅读器kindle的热卖，电子书市场也在升温。汉王推出了电纸书，北大方正也计划年底推出文房电子阅读器。方正Apabi更是数年前就建成了自己的电子书图书馆。然而这如火如荼的电子书市场，却被刘成勇形容为不值得“投入”。　　2008年，数字出版530亿元中，电子书仅占2亿元，这么小的比例怎么能把电子书看做是数字出版呢？　　商务印书馆作为百年老社在数字出版业的闯荡让他们首尝了数字化带来的甜头。但是，百年老社商务印书馆至今也没有在电子书中投入一分钱。“我不看好电子书的模式。作为数字出版中端的Apabi大概一年能挣1亿元，但给每家内容提供商的版费就要1万到3万元。以前我们授权给这些中端几千种书，但最终每年我们所能收回的资本也就仅3万元。这些钱跟其他数字出版形式相比还是相差甚远。”刘成勇说道。　　对此，曾轶有着相同的观点。“做数字图书关键是要把握两点，第一，用户愿意花多少钱去获得他想要获得的服务？第二，用户如何在众多的出版物中获得自己想要的内容。新闻或出版中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筛选、分类，把适合的内容提供给适合的人。”　　“出版社在数字化中应该做什么？出版社应该做内容筛选，我们常说20%的人创造80%的价值。真正做筛选总结的人不会死掉，出版社不会死亡。大的网站也好，报社也好，他们采访的新闻更象新闻，编的书更象书，专业的新闻机构、专业的出版社提供的新闻、做出的图书总体上是比普通专业的用户好。但是，出版社大量做电子化图书其实没有必要，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需要专业公司协助，另外产业链不要拉得太长，因为每个链条都有自己的价值诉求，谁分多少谁拿多少，一本书无论多好多畅销，发行量都是有上限的，产业链太长，各链条能分到的价值就少了，如出版一本纸质的书，做成电子图书后，出版社只分到两三万元，出版社当然不愿意干了。”曾轶说道。　　中端或将一统天下　　刘成勇表示，数字出版过长的产业链也是阻碍数字出版建立完善盈利模式的罪魁祸首之一。“如今数字出版产业链很长。就传统出版业来说，作者、出版社、印刷厂、一级经销商、二级发行商、用户，形成了产业链。而数字出版产业链拉的太长了，作者、出版社是内容提供商，到技术提供商、数字出版商，再到终端；还包括电信、支付、用户等等。”刘成勇坦言道，过长的产业链条使得没有一家出版社和出版商能够完全占领市场。但是，这样的情况就致使产业链的中端电信公司通过自身的优势做大、做强。而其他产业链条的组成者或将受到中端带来的利益压榨。　　尽管数字出版的现状让很多人感受到了十足的压力，对于数字出版的未来刘成勇却充满信心，“对于许多中小出版社，未来处境会很艰难，一是没有钱，二没有技术，三没有人，还有五六七八太多了。但是，数字化给更多的出版社一个新的销售渠道，把握住销售渠道，更多的出版社将会迎来二次重生的机会”。　　未来篇　　打造产业平台 回馈上游　　方正作为数字出版的领头羊，在数字出版业摸爬滚打十几年，摸索出了两套盈利模式，其中之一就是B2B模式。B2B模式在方正数字出版虽然仅占到了1/3的份额，但郑铁男却认为，B2B模式将会是方正未来通过数字出版盈利的主要方式之一。　　郑铁男十足的信心也有着十足的理由。在方正经营的项目中，类似民生银行等大型企业对电子书的需求与日俱增。而这些企业在传统图书和当当网购书中却选择了电子书也有着他们的理由。在这些企业看来，电子书能直观地反馈给决策者，一本图书员工是否阅读，且能精确地了解到员工在图书的哪一章、哪一节停留的时间最长。　　另外，方正最近打造的类似B2B与B2C相结合的番薯网，也为方正数字出版带来巨大的盈利空间。“番薯网拥有180万册图书的信息量，这个信息量是通过用搜索引擎在网络上收集的。这个平台我们将构建一个完善的数字出版产业链。这个网站将为各个出版社设置专门的门户和相关作品的点评、音频，同时也为阅读者提供电子书有偿下载。”新模式的打造与结合给方正带来的经济利润不言而喻。而郑铁男也表示，番薯网赚到的任何钱都会通过完善的技术统计还富于产业的主体——出版社。　　数字出版已有良好盈利模式　　谈到数字出版的盈利模式，刘成勇认为这个问题其实是伪论题。因为诸如书星、方正都做得很好，清华同方也已一年赚到了3个亿。　　数字出版未来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传统出版社如何从数字出版实现盈利？刘成勇认为，要从三个层面去做。首先是数字化。数字化并不是简单地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而是要明白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这需要来自一线的市场需求反馈，根据市场的需求再进行数字化产品生产。数字化产品不是以量取胜，而是应以满足市场需求取胜，其次是数字产品产量的不足。数字出版最终的赢家是市场博弈出来的结果。如同山上老虎是霸王，草原上狮子是霸王；当老虎遇上狮子，
它们打一打就知道谁是王。做出来一个实实在在的产品，才是最重要的。第三是要做平台，诸如方正Apabi、超星都是提供了一个电子书制作、购买、阅读、服务的平台。因为不管什么情况没有规模都是做不成的。　　数字化带来新型盈利模式　　说到数字出版，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张泽绽放出了笑容，数字出版为他带来新的盈利模式也为他消除了盗版之忧。　　2003年，国家给了高等教育出版社4000万元开发新世纪网络课程。课件开发好了，可是张泽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套用了4000万元开发的课程一年只能销售一两百万元。犯愁的张泽试想能否把纸书配合网络课件销售。谁知这一偶然的尝试却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在卖书的时候夹入一张密码卡片，通过网络观看老师的课件和讲解。正是这小小尝试，使得纸书与网络紧密结合了起来，并且起到了防盗版的作用。“每个密码都是绑定的，一本书一个卡一个号。一个山东的盗版在使用网络课件，我们IP地址一查就
查出了盗版的地点。前一年因为盗版还有上亿的损失，第二年这些盗版商不知道该怎么盗版我们的图书了。到目前为止卡已经卖出了1亿张。”　　未来的数字出版是标准建设问题。张泽认为，数字产品的设计应该是考虑到服务对象，产品形式应该多样化。(商报记者 徐楠 管笛 实习记者 张晓东 实习生 梁铭之/文 焦剑/漫画)